他走得太快我们赶不上青海作家群怀念万玛才旦

来源：北京晚报 2023-06-06 14: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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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5月8日，藏族作家、导演万玛才旦猝然离世，年仅54岁。这个没有先兆的消息，带给热爱他电影与文学作品的影迷和读者深深的震惊与感伤。而从震惊与悲恸中最后缓过来的，是与他有过密切交往的故乡文友。

应本版之约，青海作家群几位作家提笔撰文，以其深情精到的文字，写下他们的怀念，同时也带出故乡人对万玛才旦先生人与作品进一步的解读。 ——编辑前言

万玛才旦（1969年12月—2023年5月8日）。马钧摄

《故事只讲了一半》书封

电影《寻找智美更登》海报

《乌金的牙齿》书封

梦境里的他，是一起穿越可可西里时的样子

▌龙仁青（作家、翻译家）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龙仁青与万玛在可可西里腹地的合影

5月28日，夜宿祁连山，凌晨3点忽然醒来。打开灯，躺在被窝里，看着酒店房间里陌生的布局，心里有些此刻何处的恍惚，脑际里依稀记得醒来之前梦里的情景：万玛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满脸络腮胡子，无声地向我笑着。我一下睡意全无，一缕痛彻心扉的悲凄忽然涌上心头：万玛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天了。

梦境里万玛的形象，是2021年5月我和他一起穿越可可西里时的样子。那是我们受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巡山队的邀请，加入他们的巡山队伍，与他们一起开始了一次巡山之旅。前后9天的巡山途中，因为水电的紧缺，我们一直没有认真洗漱刮胡子，巡山结束时，我们脸上长满了纷乱的胡须。5月25日，当我们返回格尔木时，格尔木作家唐明前来迎接我们，记得她当时看着我们满脸惊讶，和我们开玩笑说，从可可西里走出了两个野人。

没有睡意，便打开微信朋友圈，查找当时发在圈里的照片。第一张照片是2021年5月17日发的，这是一张合影，图片上是我、万玛、万玛的助手才多及为我们驾驶巡山专用的皮卡车的巡山队员达才。记得当时，可可西里森林公安局局长阿旺旦巴忙于准备巡山用的各种物资，我们4人便先期到达了可可西里，并等待次日在索南达杰保护站与他们会合。这张合影是我们4人的自拍，才多手持手机拍摄，我们3人立在他的身后，拍摄地点是在海拔4768米的昆仑山口，背景是屹立在昆仑山口的杰桑·索南达杰雕像及昆仑山海拔标识牌，照片的配文是：昆仑山口，海拔4768米，自此进入可可西里。翻出照片的瞬间，积郁在心里的那一缕悲凄一下喷涌上来，化成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照片上的4人，有两个人已经不在了：去年，巡山队员达才在一次差旅途中因车祸去世。噩耗传来时，万玛在外地出差，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他已经以我和他及才多的名义给阿旺旦巴局长转去了一笔帛金，时隔一年，万玛也走了……

那次可可西里之旅，虽然历经艰辛，却也是一次从整日的忙碌中抽身，从网络和电话的不断袭扰中抽身，度过的一段悠闲自在的日子。9天的时间，我和万玛一直同车，我们聊起了许多事情。他告诉我，他还有一个穆斯林的名字叫穆萨，那是他小时候体弱多病，家里根据当地习俗，给他取了这样一个异族的名字，以求解除病痛。“现在村里的老人还会这样喊我。”他说。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喜欢上电影，是因为小时候他的小村子旁边就是著名的拉西瓦水电站，水电站上的电影院经常放映各种电影，“我在那时候就看过卓别林主演的所有无声电影。”他说。

我们也聊起了我们许多共同的过往。

我们相识时，还是十五六岁的少年。那时我们在青海海南州恰卜恰镇上学，经常跑去当地的文化馆一起看书。记得他曾经跟我探讨“逝者如斯夫”这句话，他说，这个“斯”字，是这个、那个的意思，但口语里从不出现……

从那时候起，我们的来往就从来没间断过。我们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是文学爱好者。记得刚刚毕业时，我们一起拿着自己写的小说去拜访文学编辑。后来他考上西北民大学习翻译专业，而我在青海广播电台开始从事翻译工作，我们经常在电话里聊起翻译。接着他又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在文学系学习，我也刚好调入青海电视台从事影视创作。他让我学一学剧本写作，我便请假到了北京，住在他租住的公寓里，每天跟着他去听课。那时，我们还一起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天湖》。这部写于2006年的剧本一直没有变成影视画面，直到2019年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先后获得首届“青稞文学奖”最佳影视剧本奖和首届“英雄儿女”杯有奖征文奖。

我们曾共同策划把我们的老师端智嘉先生的作品翻译为汉语并改编为影视剧，如今只完成了其中的翻译部分；我们曾一同赴香港参加贾平凹先生作品研讨会；4月29日，他给我来电话，商讨我们准备合作的一部电影，他告诉我他要在5月1日飞赴拉萨……

我们都年逾五十，但从来没有停止奔赴梦想，而他却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了我们。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原本飞赴玉树参加活动的我，丢下玉树的工作飞往拉萨，期间接到我们共同的朋友岗迅的电话，他从南方赶往拉萨时航班被取消，不能前往。他在电话里说：“他走得太快，我们赶不上……”

已被深深击中，但我不知道伤在何处

▌马海轶（作家）

立夏日的第二天，我在老家回城里的途中，曾在火车上为同样在路途上的万玛才旦先生新发的朋友圈“祝贺年轻的电影人”点赞，然后昏昏沉沉睡去。第二天重新打开手机时，关于他去世的消息像一场漫天大雪覆盖青藏，覆盖我们的世界。在死亡的震惊中久久回不过神来。传说李贺之死，是因为天帝需要一位为新建的白玉楼写记的诗人，难道天上也需要一位杰出的作家兼导演？如此想象，也难得安慰。

接下来的日子里，多次想起与他交往的点滴。最早认识万玛先生是2006年5月，与周围的朋友们一起去看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静静的嘛呢石》。祈愿大法会开始了，当小喇嘛怀揣面具，急急穿过雄浑大殿的廊檐，回到师父、师兄、师弟们中间时，电影结束了。还能记得当年站在影院的出口，分明已察觉，却不能肯定是什么发生了变化。于是，我在自己的观影感想中写道：“已被深深击中，但我不知道伤在何处”。作品研讨会上，见到了导演本人，与我曾经见过或想象中的电影导演不同，他集温和、谦逊、儒雅、深沉于一身，也就是传说中自带魅力的人，感染大家的不仅有他的作品，还有他本人的气质。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期间，他先后有《寻找智美更登》《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六七部电影问世，每部作品都会引起国际国内业界和观众好评。作为见证者和他的朋友，大家也都为他感到骄傲和自豪。他每次来西宁，总要和朋友们见面。我曾接受某文学月刊委托，采访过他。2015年4月17日，由他的同名短篇小说《塔洛》改编的电影开拍在即，也是个阴雨天。下午，他和朋友们见面，这次聚会主要是祝贺《塔洛》开拍，大家说得最多的也是电影剧本的事。我不忍心占用大家相聚时的宝贵时间，只好将采访提纲交给先生。他在与朋友们聚会结束回到家中后，一字一句完成了这个作业，我收到邮件，已是凌晨两点。很快，他就去了《塔洛》拍摄现场。

万玛才旦在电影领域的杰出成就，也许遮蔽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就。读过他出版的所有作品，他不仅能把寻常生活寻常人物处理得风起云生，魅力无穷，还能在作品中揭示大多数人生活的本质，从而唤起人们的生命意识和生活热情。作品节制自然，每个细节似是信手拈来，但又出人意料，饱满精致，展示了高超的情节构造和语言驾驭能力。在我书架上，万玛先生的作品右边是杰克·凯鲁亚克，再右边是雷蒙德·卡佛，左边是查尔斯·布考斯基，再左边是博比·安·梅森。

万玛才旦先生在我们平庸的生活历程中，简直就是一个神话一般的存在，他曾经离我们很近。与我们近距离交谈，与我们讨论一个艺术细节，与我们在夜晚的灯火中散步，走过整条街道。每次告别，总能在不久之后再见。但这次旅行，他走的太远了，远到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了。在哀悼他的日子里，这才更加理解，当年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英年早逝时，他的亲朋好友长久的伤痛和惋惜。

在可可西里腹地与巡山队员的合影，右三为万玛

《老狗》剧照

《塔洛》剧照

沉静穿越文字和影像的藏族之光

▌詹斌（评论家）

作为导演、作家和朋友的万玛才旦，54岁就突然如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一样，将生命时间定格在拍摄途中，让我感到渗骨的悲伤和长久挥之不去的难过和惋惜。

万玛才旦传奇的一生，如果从电影角度看，始于最初他从藏族原乡出发，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短片《草原》（2004），虽然并不完美，但已奠定了他未来作品的基调：朴素、沉静、内敛、温情、幽默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和虔诚。我第一次看他电影并认识他，是2006年他的第一部轰动影坛并具开创性的民族电影长片《静静的嘛呢石》。该片以作者视角展示风吹故乡的真实面貌，讲述藏族生活与现代文明交融与碰撞中潜移默化的影响与现状，打开了他向藏民族文化纵深掘进的发展之路。

阅读、观看万玛才旦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文化的、民族的、文本的等等。在多年的交往中不难发现，他首先是一个沉静、朴实、谦逊和话很少的人。早年他比较喜欢伊朗的阿巴斯的电影，创作上也可看出些许影响。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总是博采众长、善于倾听，其创作常常是先小说、后电影，自编自导，形成了个人极具风格化、民族化和辨识度的特征。

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万玛才旦从来都是深入藏族世界内部，“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他的这种方式，归结为一点，就是始终沉醉于藏族这片神奇土地孕育的文化精神的呈现、挖掘与建构。他从不刻意追求标签式的展示与表达，而是深入描写和细腻展现藏族人民与众不同的日常生活、文化习俗、宗教信仰，朴实而笃定地扬起民族化的旗帜。其创作的《水果硬糖》《乌金的牙齿》等独树一帜的小说，拍摄的《塔洛》《撞死了一只羊》《气球》等沉静朴实的电影，其所达到的高度和获得的荣誉，无不表明著名作家扎西达娃所言：“他钻进了自己民族的骨髓中，汲取精气和魂灵”，“……创造了藏民族的电影和小说双子座的高峰”。

万玛才旦对电影和小说创作圣徒般的追求，使其作品在中国乃至世界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犹如伯格曼拉长的影子，世所罕见。更可贵的是，他以自身之力扶持和带动了松太加、拉华加、久美成列等一批有梦想的藏族年轻人，创作出一部部有着藏族日常生活和共同文化主题的电影，形成了“藏地电影新浪潮”。虽然，万玛才旦的人生“故事只讲了一半”，便骤然幻化为高原藏族故乡的尘土，他的作品及其精神已然凝聚成为一座山、一棵树、一个高高的路标或风马旗，为众多热爱电影和小说创作的人，照亮了一条前行中逶迤的梦想之路。望着万玛才旦肉身时而清晰又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相信，只要我们不停地阅读并记住他的作品，内心留存着他那对电影和小说创作的信仰与赤诚，并汲取其精神力量，我们就会以不同的方式与万玛才旦“轮回”般地相逢，或许，这就是我们纪念他的最好的方式。

宛如默片的万玛才旦

▌马钧（评论家）

万玛才旦是我的朋友里面最不爱说话的一位。他和这个世界的交手，从来不是靠盛气凌人的说话。他凭借沉默的力量，靠着万玛式的安静，与整个喧嚣扰攘的世界，与虚张声势，与遍在的涂抹与遮蔽，韧性角抵。

按理来说，在这个看重人际交往的社会，不爱说话的人，很快就会在场面上被众人晾在一边，形同虚设。而有万玛的熟人聚会，即便他很少说话，一直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偶尔声音很低的接话，他也从头至尾仍旧是整个聚会的中心。他以他内敛、平和的聆听与在场，集聚起他令人不可思议的气场。说话间，他偶尔的一个回应，或者轻轻的一个首肯、一个默然会意的微笑，都会成为大家心底里的一份荣耀和甜蜜的奖赏——那可是一种莫名的内蕴精光的闪耀，带给人隐秘、持久的喜悦。

连他的走路，也是静静的，我从来没见过他惶急匆促的走路。他在这世上的行走，俨然纪录片《巴拉卡》中那位在人海中一脚一脚缓行的日本僧人。缓慢，沉静，既是他的禀性，也是他的处世之道，更是他全部小说和电影标配的叙事节奏。这久违了的节奏，可是牧野、耕犁者群祖祖辈辈以口抵心，温缓、慈爱地孵化婴孩心灵，在广寂的暗夜说着故事的古老节奏啊。智性的万玛，肯定欣然领受安东尼奥尼电影《云上的日子》里的那句台词：他们走得太快了，把灵魂都丢掉了。

细细想来，万玛短暂的一生，活成了一部当今稀有的默片。他的电影，摒弃旁白和背景音乐，就像他在小说《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里的一段隐性表白：“我其实挺反感在电影中使用配乐的，尤其是那种乱用配乐的电影，我很反感那些情绪上不去就乱用音乐烘托情绪的电影，那种电影和音乐真是太廉价了。”他就是这样带着中国电影里罕见的朴素影像，沉静舒缓的电影美学，一帧一帧地切换光影，款款地呈示他沉静的表达。和他的小说一样，他的电影，绝不形成单一的结局，而是以复调叙事，直逼存在的困境与扰攘的欲望，他勘探的刀刃，每每在不动声色中闪烁锋锐。

自带孤独气质的万玛，安静，温和，悄悄地护念、施与他人。在他繁忙的创作、拍片之余，他还腾出时间，翻译了来自贵南县森多草原的藏族作家德本加的小说，让这个爱喝酒又颇具小说才华的藏族母语作家，带着他的“狗系列小说”“远走高飞”。

在万玛身上，还有不为一般人所了解的斩截的一面，那种骨子里的硬气和血性，在他的电影《老狗》里有过呈现。当电影中的那位老牧民在影片的结尾，把自己心爱的老狗吊死在网围栏上，我分明见到了万玛巨大的隐忍与决绝。

现在，大家都在遗憾万玛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一想到十几年前他和藏族诗人旺秀才丹撰写的那本《大师在西藏》，想到有一章专门谈论过的生死之道，我们都会在莲花生大师的开示言说里若有所悟：死是很残酷的，人一出生就要面对死亡，每个人注定要死，你我也不例外；但死又并不是一切的结束，只是灵魂离开了肉体。

从不可完成的昨天动身

▌郭建强（诗人）

万玛才旦的所有作品，无论是以小说的形式还是电影，都是之于记忆而生发的。他的记忆如此浓烈，以至我们在阅读或者观看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感受到作品中的“当下”，来自一帧帧过去的行为、情感、思考的作用。这种结果仍然变化，随时生发着多义的转折。

万玛才旦的这种沉浸式的写作（我认为电影是万玛才旦小说视觉的呈现，在精神和审美上同一。只不过他的小说比电影更自由、更自在；而电影比小说更具丰满的细节、场景和象征意味），来自作家至深的情感记忆、至深的民族文化体验、至深的现实感和至深的自我超拔的艺术追求。他的关于人在历史、社会、情感、梦境的各个层面之交界、互浸、对映，在小说中是以一种极简主义的手法呈现的。这与扎西达娃时间熔断、继而重铸运转的强烈的诗性气质不同，也和次仁罗卜锲深于灵魂的自问和求道的格调相异。万玛才旦与上述优秀的藏族作家所做出的区分，在于他采取的低语、甚至自语的腔调，俭省的线条勾勒，自然而然出现的核心意象符契青藏的地理、文化、人们生活和梦想的质地。他的这种从“一”而“万”的叙述，其实是一种记忆深处的元素在现代思维浸润下的跃动，现代小说叙述艺术自我化的成果。

2009年，我在编辑《青海湖》文学月刊时，收到万玛才旦传来的小说稿——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翻译的一位青海藏族作家德本加的中篇小说《哈巴狗收养记》。这篇带着19世纪文学“拙”和“锐”并存的翻译小说，获得了当年《青海湖》文学奖。这时候我已经读到了万玛才旦的一些小说，看过他的电影。阅读这篇他从藏文转化为汉语的小说时，不由得想起了万玛才旦沉静的神态——他是那种从容地跨越各种障碍，能够让各种艺术镜像服从于他的调度；同时在这一调度的整饬中，显示出分崩离析的裂缝，恰恰在构建和架构的过程中，如何不动声色而又触目惊心地皮开肉绽。万玛才旦叙述的那些即生即灭，即灭即生，生灭同在的特征，深沉地锚沉在人物的性格和命运中，很像是藏传佛教中的坛城艺术——万玛才旦则更节俭地使用颜料和色彩，对于他而言，时间的光影的勾勒、交叠和消隐，就已经足够。

我再读万玛才旦的小说时，感到他的很多短篇小说具有长篇的容量，《水果硬糖》就是一例。即使在火焰里也会保持冰的冷静和克制的万玛才旦，在今年五月之后，注定要和他的小说与电影长出新的枝丫。他的智美更登，他的尸语故事，他笔下的那些孤儿和神情有些茫然、心意却十分坚定的人物，加深着记忆的浓度，折向今天、折向未来的弧度更大。万玛才旦说，故事只讲了一半，这是讲故事的最佳状态，也是万事万物的根本状态。我援引法国诗人博纳富瓦的一句诗题作为回响：“昨天，不可完成。”

不可完成的昨天，是催动在艺术家茎管的脉流，也是人们跋涉于今天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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