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事通！他们眼中的1937｜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人常小梅：写“微观史”真正理解了父亲

来源：扬眼 2022-12-11 20: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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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血泊中的母亲，挣扎着用最后一点力气给哭叫的儿子喂奶，在寒冷的冬日里，两人很快冻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个大一点的孩子在无助地哭喊。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雕塑广场上，有一组由吴为山创作的震撼人心的雕塑《最后一滴奶》，那个哭泣的男孩，就是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为原型。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5周年，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临近，因常志强身体抱恙，常小梅代父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馆参加活动，接受了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的专访。

记录幸存者的日常，

(资料图)

形成宝贵“微观史”

2019年，常小梅将父亲的“微观史”整理成《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出版，目前已出版发行中英日3种文本，通过常志强在家庭生活中一个个平凡且生动的小故事，给读者展现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日常和精神生活史，真情实感读来令人心痛不已，又充满温情与通达。

常小梅退休前在南京东方无线电厂设计所工作，热爱文学。2014年，向日本民众还原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多的松冈环女士来南京，陪父亲去了虹桥饭店。“记者都过来了，父亲一下子抓住我的手，对我说，‘你不要走啊。’那种眼神是我所未见过的，是乞求，是信任，更是依赖。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历来是特立独行，内心很强大的。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这触动常小梅撰写一本关于反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生活的书籍。以此来反映战争和杀戮给幸存者带来的巨大心灵创伤，记录他们在经历了那段惨绝人寰的战争后，是如何坚强而艰难地活下来的。

对南京大屠杀这段记忆的追踪调查，在大屠杀发生之时就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时至今日，中国人用各种方式，包括日记、书信、报告、呈文、审判、立碑、写书、著史、口述历史，以及建造纪念碑等，来保存这段记忆。

常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认为，南京大屠杀微观史研究，就是通过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及其相关群体、区域的叙事性书写，充实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叙事，形成包括个人记忆、集体记忆、国家记忆的多层次的历史记忆。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生活史》这般碎片化、经常性、及时性记录与收集，有利于构成更加完整的受害者家庭史，丰富了受害者个人为主体的历史解释。

成为战争孤儿，

父亲把伤痛包裹心底

常小梅告诉记者，很多口述内容都是利用业余时间整理。除了记录生活，还要查阅资料，求证专家。“夜深人静，看各种资料，常常泪流满面。经常写不下去，心里那种压抑和难受，很难用文字来形容。写我父亲的时候，才能够深切体会张纯如当时写《南京大屠杀》的感受。我只是写了父亲一个人，而她看了那么多人的惨痛经历。”

战争前，常小梅的祖父在南京白鹭洲开了一家杂货店养活一家老小，店铺经营得不错。聪明乖巧的父亲，深受长辈的喜爱。父亲9岁那年，1937年12月13日，南京成了一座血洗之城，幸福戛然而止。“小弟弟吓得拼命哭，祖母就给他吃奶，一个日本兵端着刺刀，一刀戳向我祖母的胸口，对着摔倒在地的小弟弟也是一刺刀。祖母临死前给小弟弟吃最后一口奶，吸出来的全是血泡泡。”

父亲和姐姐后来去王府园找过他们的父母，及几个弟弟遇难后的尸体，“红十字会”收尸的人说，当时有一对母子的尸体，小孩子还趴在母亲身上吃奶，两人冻在一起，分都分不开。父母及4个弟弟被日军屠杀，父亲一下子告别了快乐的童年。常小梅表示，“印象中父亲很严肃，很少有笑脸。我从小到大，对他没有那种女儿对父亲应有的亲近感。”

10岁的父亲和12岁的姐姐是怎么活下来的呢？常小梅说，孤独和坚强意志陪伴父亲成长，刚开始父亲每晚都会在被子里痛哭。为了活下去，被迫到日本人开办的被服工厂打工，半夜三更才能回来；去紫金山捡地上的松果、挖野菜，多余的柴火也会拿出去卖钱；到处打听哪里有赚钱的买卖，去南京郊县贩米来卖。“也因为有许多善良人的点滴相助，父亲才有了生存空间。”

在堂叔爷爷的帮助下，1947年，父亲入职了时处筹备阶段的中央化工厂。怀揣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的梦想，父亲开始了奋斗青春。“‘志强’并不是父亲的本名，取坚强且有志气之意。”从勤杂工一步步走向技术岗位，父亲工作很认真，撰写的工业设备技改方面的文章受到重视。他还建立了家庭，有了四个娃。

常志强的童年经历是家里的禁忌。下雨天，常小梅总会羡慕别的同学有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送伞，有一次哭着问妈妈，妈妈才告诉她，爷爷奶奶被日本兵杀害，并叮嘱爸爸回家时，不要提起这件事。“我们家从来不过清明节，父亲把那段深入骨髓的伤痛深深地包裹在心底。”

和父亲在一起，右一为常小梅

死里逃生的姐姐，

被细菌战夺去花季生命

最近，南京大屠杀再添新证，包括侵华日军《阵中日志》、荣第1644部队照片等在内的共计453件（套）重要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此次征集到荣第1644部队照片共有60余张，填补了史料空白，并与1998年在南京发现的细菌试验受害者头颅等证物相互印证，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细菌战研究。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学者孟国祥介绍，在南京的荣第1644部队和731部队同样臭名昭著，但由于这些细菌试验都是极隐秘的，后期日军又将相关资料销毁，因此荣第1644部队的实物资料极少，照片就更为少见。

常小梅说， 1943年至1944年，南京很多人得了流行性瘟疫，当时日军在南京明故宫一代进行细菌武器与毒气武器的实验。父亲回忆说，当时和姐姐有时会去明故宫附近割草，碰到日军飞机洒落的水雾，黏黏的水落在姐姐的身上和脸上，回家后她突然开始发高烧，七天七夜高烧不退，粒米不沾，直至去世。去世后浑身出现红色斑点，医生诊断为斑疹伤寒。从日军刺刀下死里逃生的她，没能逃脱日军细菌战的魔爪，18岁被夺去了生命。“姐姐对父亲特别好，父亲一提起姐姐就伤心不已。”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盛鸿研究发现，日军荣第1644部队的总部设于南京城内中山东路路北，原陆军中央医院旧址（现为解放军南京军区总医院与南京无线电厂所在地）。荣第1644部队研究的众多致病与致命的细菌中，重点是研究鼠疫、霍乱与斑疹伤寒菌，在毒物中主要是蛇毒、河豚毒、氰化物和砷等。为了进行鼠疫实验，荣第1644部队还在南京大量繁殖跳蚤。

重回母校夫子庙小学

去夫子庙寻找幸福童年，

慢慢开始理解父亲

1985年8月15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常小梅说，父亲很想去看看，最后却放弃了。直到1997年，父亲在电视新闻中看到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他愤怒了，“我活着就是见证。”第二天，他就把写好的材料送到纪念馆，把紧紧包裹了几十年的记忆打开。“亲人的名字就镌刻在纪念馆的那面‘哭墙’上。老年的父亲以纪念馆为精神之家，他的精神生活就以此为中心。”常小梅说，“反复讲述那段血淋淋的历史，每一次父亲都很难受，他常常为此茶饭不思。”

2006年，常志强应美国导演比尔·古登泰格的邀请，参与拍摄纪录片《南京》。张纯如所著《南京大屠杀》一书中，涉及14位幸存者，常志强就是其中一位。2017年，南京夫子庙小学为常志强颁发校外辅导员聘书。“故地重游，他想起了许多幸福的场景，激动得像个孩子。他爸爸扛着他在夫子庙看杂技、看京剧，在夫子庙小学大礼堂上课。被战争中断学业，他在这里度过小学时代的最后一个暑假。他的开心刺痛了我。父亲在子女面前包裹的心终于敞开，我开始慢慢理解父亲了。”

老伴去世以后，94岁的常志强目前行动不便，精神时好时坏。常小梅告诉记者，父亲进入鲐背之年，记忆出现断层，但纪念馆和夫子庙这两个地方，他念念不忘。“他会一个人跑到夫子庙，寻找1937年之前的幸福童年。有时候提醒他，一个人出门不要离家太远，他会说，我不会走远的，纪念馆有事会提前通知的，不会耽误事情的。”

父亲爱画画、做手工

父亲闲暇爱画画、折纸、唱京剧，常小梅也以日记的形式，记录父亲生活点滴。父亲几笔就可以画出一只活泼可爱的兔子，他的折纸也令人爱不释手。每年春节，他会用糯米粉为每个孩子捏生肖属相，“我们兄弟姐妹都舍不得吃。我后来特别喜欢画画，也受到父亲的影响。”

用橘子皮做贴画

树叶贴画

“我有义务去传承这一段历史”，作为今年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之一，常小梅陪同父亲参加相关活动。2018年，她还赴日参加证言集会。“当时有日本兵的后代含泪向我道歉。有位日本听众问我，你恨日本人吗？我说，我们今天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创两国间和平、友好的未来。”常小梅告诉记者，“我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墨，唤起更多人去了解那段历史，不因时间久远而被遗忘，激起更多年轻一代人的爱国热情，牢记祖国曾经遭受的耻辱与困难，担负起建设祖国强大繁荣、不再任人欺辱的重任。”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张楠

校对李海慧

关键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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