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2022-6《收获》｜尘海挹滴：杂忆（王彬彬）

来源：收获 2022-11-18 20:4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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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南京大学教授

2022-6《收获》王彬彬专栏

尘海挹滴

(相关资料图)

杂忆

王彬彬

一

我出生时，农村已开始实行人民公社制度。人民公社下面，有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有生产队。人民公社的管理方式是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意思是，生产资料、经济收入由公社、大队、生产队共有，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这在字面上像是一种经济体制，但其实是农村基本的政权形式。所以，这三级都配备有捍卫政权的武装组织。每个生产队，有民兵连，有一名连长；各生产队的民兵连，组成大队的民兵营。生产队的民兵连长，通常由队长或副队长兼任。大队的民兵营长，是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与支书、副支书、治保主任、妇女主任等共同领导全大队的革命与生产。在公社一级，则有人民武装部，主要领导叫部长，是公社领导班子的成员。生产队的领导，队长也好，连长也好，是不脱离生产劳动的。大队一级的领导，身份也还是农民，理论上也不脱产，但一当了大队干部，就要操心全大队的阶级斗争与生产活动，实际就不再干田地里的活了。到了公社一级，所有领导便都是国家干部，身份不再是农民了，想干田地里的活也没处干了。

民兵，也是一种兵，总要有点标志着兵的东西。我们那个生产队，民兵连长由生产队副队长兼任。副队长的小儿子，与我年龄相仿，顽劣的程度也与我相仿。我们在一起玩闹时，经常听他吹嘘，说是他父亲有一杆枪，是上面发的，藏在床背后，他不但见过，还摸过。我于是知道，每个民兵连发一杆枪，由连长保管。他家里竟然有一杆枪，这令我们羡慕不已。我们便经常鼓动他把那枪偷出来让我们看一看。如果情况允许，能摸一摸，就更好了。他总是满口答应，我们便满怀希望。好多次，我们潜伏在他家屋后的竹林里，等着他把枪偷出来，但总是落空。有时候，他一回家就不出来了，把我们扔在竹林里。一杆长枪，不是一根火柴，想来他要从父母卧室的床后偷着拿出来，是不可能不被发现的。

大队的民兵营长，姓汪，全大队的人都叫他汪营长。生产队的连长家里都有枪，大队的营长不可能没有。但营长不是我们生产队的人，我们与他的儿子也不熟悉，打不了他那枪的主意。但公社武装部长的枪，我见过，并且还是在部长实弹射击时见过这枪。

武装部长，配发的是那种叫做驳壳枪的家伙，又称盒子炮。公社武装部长，总是由部队转业的干部担任。都是在部队当过排长、连长的人，玩枪自然不在话下。1970年代初，我上初中了，学校与公社机关相距几百米，中间有一条排水沟，排水沟连着一条小河。这河是人工挖成的，从大别山里的一座水库流过来，实际算灌溉渠，只在夏天有水，其他季节是枯河。排水沟与这人工河呈丁字状。人工河有水，排水沟就是一条小溪；人工河没水，排水沟里自然就只有杂草丛生，当然，在冬天是枯草支棱。公社机关大门前是一条公路，排水沟从公路底下经过。秋季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在公路边闲逛，忽然看见部长从公社大门走出，右手拎着盒子炮。我们的眼睛像被烫了一下。部长要去抓人？或者，干脆是部长要去消灭某个阶级敌人？要去对某个“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我们立即迎上去，看看部长往哪里走，我们也跟着。部长却走到公路上的排水沟边停下了，面对着那人工河堤岸上的几棵树。部长盯着那几棵树看了一会儿。这时，已有十多个人围在部长周边。部长看了一会儿那几棵树，又左右扭头，看了看身边的人。我们以为，那个坏人，那个阶级敌人，藏在对面的河堤上呢，瞪着眼睛看了半天，也没看见人影。那河堤上只有几棵树，藏不住人。当然，两边是小树林，要藏人是可能的。但部长如果要击毙藏在树林里的坏人，得走进树林去。部长如果担心一个人在树林里对付不了坏人，那不是还有我们吗？我们多么渴望部长像电影里那样，把手中的枪一挥，带领我们走进树林，搜索、捉拿那阶级敌人。我们没有枪，可地上有石头，有木棍呀！但部长的目光根本不往两边的树林投射，只盯着正对面河堤上的几棵树。部长与那几棵树对峙了一会儿，终于缓缓抬起右手，把手臂端平，枪口瞄准了那几棵树。部长的目标是那河堤上的几棵树，这让我十分不解。那几棵树，都只有碗口粗细，就是把里面掏空了，也藏不住人呢！阶级敌人不可能藏在那里面。也许部长是要打那树上的鸟。可我看了这棵树又看那一棵，没有发现树上有鸟。正在研究树上到底有没有鸟时，枪响了。那几棵树上倒是没有鸟儿现身，两边树林里群鸟慌乱地飞起。周边的人，有的不自觉地双手捂耳。我没有很惊慌，却明白了部长是要过枪瘾，以那几棵树为靶子。部长肯定瞄准了某一棵具体的树。究竟瞄准的是哪一棵，我不知道，但肯定哪一棵都没有中枪，子弹钻进了河堤。部长打了一枪，便把手臂垂下，扭头看两边的人，看得我心里直发毛。莫非部长嫌打树不过瘾，要拿我们做活靶子？我想开溜，却又实在舍不得走，毕竟，这样有趣的事是极难碰上的。我往后退了退。这时，部长又抬起了右臂，又开始了瞄准，又扣动了扳机。不知道这次部长瞄准的是哪棵树，但肯定哪一棵都没有中枪，子弹钻进了河堤。奇怪的是，两边的树林里，还有一两只鸟飞起。原来鸟类里也有那种特别沉得住气的。部长垂下手臂，又两边看看，又看得我心里直发毛。但我仍然舍不得离开，只是往人后躲了躲。两边看看后，部长又抬起枪，又作瞄准状，又扣动了扳机。枪又响了，这回，树林里没有鸟儿飞起。不知部长这次瞄准了哪棵树，但肯定哪一棵都没有中枪，子弹钻进了河堤。他的眼睛看着那几棵树，似在研究什么，具体研究的是哪一棵树，不知道。研究了一会儿，部长收回目光，低头看着那枪，同时右手上翻，把枪口对准了嘴巴。怎么！难道部长要自杀？不就三枪都打空了吗？不至于吧？我的心，像俗话说的，提到了嗓子眼。周边的人，都有些紧张，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部长搭着扳机的右手食指上。部长把枪口又往上抬了抬，离嘴巴更近了些，我们的心，也离嗓子眼更近了些。部长朝枪口吹了一口，又吹了一口，连着吹了三口，像是要把三颗子弹吹回去，然后，部长垂下手臂，拎着枪回公社去了，这回看也没有看我们一眼。我们的心也回到了原处。部长本意是要过一过枪瘾，但显然很不满足，像要过烟瘾却吸了一阵不够味的烟，要过酒瘾却喝了一顿不够力度的酒。

后来，我到了军校，才知道打靶时，必须保证射击前方绝对没有人出现。部长以排水沟周边为靶场，以河堤上那几棵树为靶子，属严重违规。那道河堤上，那几棵树下，确实少有人到，但并非绝对不可能有人。我有几次拿着弹弓在两边竹林里打鸟，自然要从那堤上、那树下跑过。部长是从部队回来的，他当然知道万一河堤上正好有人走过，那后果可能是什么，但他显然没太把这后果当回事。至于我怕部长忽然要以我们为活靶子，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二

六七岁以前，我家在一个小镇上。一条青石街纵贯小镇，这是我对小镇最深刻的记忆。青石街很古老，街面下是空的。刚开始记事，便从老人口中听说，当年长毛的军队经过小镇时，许多人躲在街面下的沟里。在军队快要过完时，一匹马把一只蹄踩进了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空隙。马上的兵士跌落下来。兵士搬开石板，便看见了那些在沟里趴着浑身乱抖的人。于是，整条青石街都被撬开，小镇像被开肠破肚；于是，杀，杀，杀；于是，血在沟里流着，真就流成了河。

我的父母本都是镇上小学的教师，母亲出生于小镇，父亲则来自邻县的乡村。1966年，我已经四岁。此后几年间，全国各地发生了武斗。我们那个小镇，两派也斗了起来，也动了枪。一天母亲到学校去，带着我。那个办公楼好像是一座老房子。一进办公楼大门，见两张乒乓球桌拼着放在左手边，两个青年男子，一人占据一张桌子，两人胸前都架着机关枪，两人都两手把着枪，是随时可以射击状。这两个人，当然是学校的“造反派”，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勤杂工。他们与母亲当然相互认识，母亲没有看他们，但神情、步态明显是紧张的。母亲那时还很年轻，擦着机枪的枪口走过，恐怕也是第一遭。更重要的是，过去的同事，忽然以这种架势出现，令她有些无所适从。那手把机枪者如果是老师，过去则相互客客气气；如果是勤杂工，过去在老师面前则难免有些谦卑。但现在，那两个人，手握着枪，便像是握着对他人的生杀予夺之权。母亲不但没有与他们打招呼，而且看也没有看他们一眼，不是不屑，而是不敢。他们应该也希望学校的老师以这样一种状态从他们面前走过。如果过去的同事现在从他们的枪口前走过时朝他们笑笑，他们反而会不快。朝他们笑，就是朝他们的枪口笑，这就有蔑视他们和他们的枪口的嫌疑。如果在笑的同时，甚而至于竟然开口与他们打招呼，那就等于不承认他们已经鸟枪换炮，不，已经粉笔、扫帚换机枪了，他们会更不舒服。如果过去的同事对他们视而不见，不卑不亢地从他们和他们的枪口前走过，他们也会恼怒。如果昂首挺胸地走过，那就是公然挑衅了。像我母亲那样地走过，其实是最合适的。虽然没有看他们一眼，但紧张的步态、微红的脸和微低的头，都表明了对他们和他们枪口的敬畏。当然不是只有我母亲会这样，所有没有加入他们那个阵营的老师，都会自然而然地在他们和他们的枪口面前有这样的表现。我呢，是一进门，看见两挺机枪，吓得一个踉跄，然后目光就在两个枪口间移来移去，看一眼这个口，又看一眼那个口，直到要拐过墙角，我还在扭头看着。当然，看几眼枪口，也要看一眼那两个人的脸。我只记得，他们的表情很肮脏。我那时刚刚开始理解这个世界，眼前这一幕，完全是我豆芽般的心智无法承受的。我好担心枪口会突然喷射出火焰，像电影上看到的那样。后来回忆起来，才知道那是两挺轻机枪。在一个小镇上打斗，有轻机枪够可以了，不像有的城市，大炮、坦克、重武器都用上了。

我害怕那枪口突然喷射出火焰，并不完全是多余的担心。我家面临一条国道，在一个高坡上。坡上只有相邻的两家，另一家姓董，是瓦匠。国道两侧很空旷，这地方便成为两派争锋的战场。两家的墙上，都留下了弹孔。那几年，有的大地方，武斗死了很多人。我们那个小镇，也死了人。别的人是怎么死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家邻居董师傅的弟弟是如何死的。董师傅的弟弟，也是瓦匠，二十出头的年纪。有一天，小董师傅上工路上经过一处围墙，看见墙上有个洞，年轻的董师傅没有多想，便把戴着柳条帽的头往洞里探。头刚进洞，就挨了一枪。尸体弄回来，脑浆、血块把帽子与脑袋紧紧粘在一起。小董师傅的死，与武斗有关，却又并不是死于武斗。那个围墙有破洞的院子，被“造反派”中的某一派占据了。小董师傅伸头进洞，被占领者打死了。如果有人问那人为何开枪，他会说以为是敌对的一方来进攻了。只要是向敌对的一方开枪，就有了合法性。但实际上，并没有人去追究这件事。董家是有追究的权利的，但找谁追究去？小董师傅的哥哥如果要追究弟弟的死，说不定自己的命也得搭上。小镇毕竟是小镇。后来人们议论说，那天，占据那院子的人中，有一人实在太无聊了，便玩枪。手里如果有一柄利刃，本来没有杀心的人也会生出杀心；本来就有杀心的人，杀意就更为强烈了。手里如果有一杆枪，枪里有子弹，就到处寻找靶子，甚而至于把什么都当成靶子。那天，打死小董师傅的那个人，本来不是玩枪的人，本来是糊火柴盒的、扫大街的，或者掏大粪的，忽然手里有了枪，枪里有了子弹，就想过一把杀戮的瘾。那个院子的占领者，如果真担心敌对的一方会从那围墙的破洞攻入，为什么不把那洞堵上？敌对的一方来进攻，总会有些声响，总会有个阵势。小董师傅一个人踩着围墙边上的荒草老鼠一般走得无声无息，哪像是有组织的武装进攻？可能那个玩枪的人正近距离地朝那个洞口瞄准着，他多么希望有能够充当靶子的活物在洞口出现。如果一只猫在洞口出现，他就朝猫射击，反正打死一只猫，不会有任何后果。如果一条狗在洞口出现，他就朝狗射击，反正打死一条狗，不会有任何后果。如果有一个人在洞口出现，他就朝人射击，反正打死一个人，也不会有任何后果。他正心痒痒、手痒痒地期待着时，果真就有一颗脑袋在洞口出现，于是他迅速果断地扣动了扳机。小董师傅本来就是路过这里，本来就是无意间往洞口探了一下头，所以，那头，肯定探一下便缩回。那个开枪的人，也是非常明白这一点的，所以，他必须在那颗头颅缩回之前让子弹射出，失去这个机会，就不一定能等到另一颗脑袋了。那双可能本来是糊火柴盒的手，那双本来可能是扫大街的手，那双本来可能是掏大粪的手，终于拿着枪，实弹射击了，并且，切切实实地击毙了一个大活人，这是何等的幸福。他或许会想，自己这辈子也算没有白活，造反真好！

如果没有任何后果，如果既不受法律的惩罚，也不受道德的谴责，一个人会轻易地杀死另一个人。

（选读完，全文刊载于2022-6《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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